在歷史的深刻中收獲感動
                  ——評豫劇《焦裕祿》

        《焦裕祿》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歷史的真實中塑造一個更接近“真實”的焦裕祿。焦裕祿是1962年底到蘭考縣赴任的。那是一個饑荒的年代，也是政治風潮涌動、非左即“右”的年代。而焦裕祿，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赴任蘭考縣委書記的。我們常說：“時勢造英雄”，正是特殊的歷史時期、特殊的政治環境、特殊的自然環境，激發了焦裕祿人性、人格的光輝。但是，這段特殊的歷史又一度是戲劇創作的敏感區，要將焦裕祿還原到真實的歷史背景下去寫，是需要智慧、需要勇氣的。慶幸的是，隨著歷史的進步，我們的黨、我們的創作者、我們的觀眾都變得更加成熟，更加達觀，能夠更加客觀和理智地看待我們的歷史、我們的過去。這就為《焦裕祿》的視角突破提供了可能。
        看《焦裕祿》，感到新鮮、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歷史視角。還是以“事”寫“人”，還是表現“為民、求實、奮斗、無私”的焦裕祿精神，但是，由于作者將“事”和特定的歷史環境緊密結合起來，注重將事件和其背后的歷史和社會緊密結合起來，將主人公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突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事件”，突出政治環境和自然環境對主人公的雙重考壓。因此，焦裕祿“親民、愛民、想為群眾辦事”的愿望才變得那樣強烈，實現起來才那樣艱難。因為他要突破和超越當時的一些政策局限，可能還要“破壞”當時的一些“規矩”，要和其他的意見不同者產生抵牾，還有自己內心的掙扎和矛盾……也正是在這種艱難的選擇和突破中，焦裕祿“執政為民”的情懷才顯得那樣可貴，那樣悲愴、那樣感人。
        《焦裕祿》以歷史的視角切入，在歷史的真實中顯示它的深刻和深邃；在對矛盾沖突的藝術強化中，醞釀和傳遞感人的力量。創作者有意強化焦裕祿與各種力量之間的矛盾沖突，如“車站訪災民”和顧書記的沖突，“瓦窯村訪賢”和宋鐵成及其母親的沖突，“購買議價糧”和調查組的沖突，為工作問題和女兒發生的沖突，和韓大剛的沖突，以及焦裕祿在各種困境下、危機中、抉擇時自己內心的強烈沖突……通過這些沖突，將“為民、求實、奮斗、無私”的焦裕祿精神詮釋得生動感人。
        走群眾路線，把百姓當親人，既是黨的執政宗旨，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情懷。它們在《蘭考往事》中的焦裕祿身上形成了一種同構關系。那就是：既有共產黨人的責任感、使命感，又有可感的人性溫度；既有“執政為民”的理念，又“以人為本”的前提。《蘭考往事》找到了焦裕祿精神在新時代的表達角度，契合了“執政為民”的當代政治理念和現代人文對“悲憫情懷”的尊崇倡導，使焦裕祿精神呈現出與時俱進的現實意義。
        當然，在濃墨重彩地渲染焦裕祿“公仆情懷”的同時，《焦裕祿》的作者也沒有忘記寫他作為常人的“人倫之情”。盡管著墨不多，但那段“一聲爸叫得爸爸心頭暖”的抒情，足以唱哭所有懂得親情父愛的人。
        河南省豫劇三團是演出現代戲的“紅旗劇團”，在60年的發展歷程中，為戲曲現代戲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焦裕祿》的創作，繼續秉承著三團現代戲“戲曲化、詩化、意象化”的審美追求。不管是焦裕祿病痛時的翻撲、“吊毛”，抗洪時的“劈叉”，還是栽樹澆水的群眾性勞動場面，以及抗洪排險的群體舞蹈，都戲曲化了，藝術化了，顯示出極高的藝術水平和審美價值。該戲的舞美設計蒼茫、簡遠，既營造了故事發生的環境和氛圍，又提供了多層次、多維度的表演空間。特別是戲的開頭和結尾，焦裕祿踩著漫漫黃沙從遠處走來，既有歷史的縱深感，又給人強烈的心靈震撼。
        該戲的主演賈文龍，是當今豫劇生行當中技術全面、數一數二的代表人物。焦裕祿是他繼《村官李天成》之后塑造的另一個“公仆”形象。塑造焦裕祿，也是賈文龍很久以來的一個夢想、一種情結。他是帶著對焦裕祿的景仰和重塑焦裕祿形象的沖動投入到藝術創作中來的，故而能夠比較準確地把握焦裕祿的內心世界和精神世界，并通過他那嫻熟的技術，將人物的精神風貌展現出來。焦裕祿形象，無論對當代豫劇藝術，還是對賈龍文個人的藝術生涯，都是一次豐富，一次有標志意義的創造。
        五十多年來，焦裕祿之所以不斷成為藝術創作的題材熱點，是因為焦裕祿精神具有歷久彌新的永恒意義。在全社會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今天，重塑焦裕祿形象，重提焦裕祿精神，可謂恰逢其時。祝愿《焦裕祿》在不斷的演出中日益精進，走得更遠，并藉此讓“愛民、求實、奮斗、無私”的焦裕祿精神激勵、感染、溫暖更多的人。